书籍装帧八讲（书籍装帧论述题）

admin 哲学书籍 2023-02-25 03:28:19 0

请问书装设计师：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设计书籍装帧方向怎么做？

书籍如何装帧

书籍装帧包含三大部分：封面设计，包括封面、封底、书脊设计，精装书还有护封设计；版式设计，包括扉页、环衬、字体、开本、装订方式等；插图，包括题头、尾花和插图创作等。

一、封面设计

假如书籍装帧犹如一组建筑，那么书籍封面无疑是这些建筑的外观。不管是西方哥特式的教堂，还是中国古典式的皇宫寺院，建筑外观都能体现出建筑的精神。而封面也是如此，将集中地体现书籍的主题精神，它是书籍装帧设计的一个重点。

封面的形式要素同样包括了文字和图形两大类，封面设计也同样需要突出主体形象。但从构思到表现都讲究一种写意美。表现在以文字为主和以图形为主的设计上，都是如此。

1.文字

封面上简练的文字，主要是书名（包括丛书名、副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这些留在封面上的文字信息，在设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设计过程中，为了丰富画面，可重复书名、加上拼音或外文书名，或目录和适量的广告语。有时为了画面的需要，在封面上也可以不安排作者名有出版社名，让它们出现在书脊和扉页上，封面只留下不可缺少的书名。说明文（出版意图、丛书的目录、作者简介）责任编辑、装帧设计者名、书号定价等，则根据设计需要安排在勒口、封底和内页上。充满活力的字体何尝不是根据书籍的体裁、风格、特点而定，字体的排列同样象广告设计构图中所讲述的，把它们视为点、线、面来进行设计，有机地融入画面结构中，参与各种排列组合和分割，产生趣味新颖的形式，让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

2.图形

封面上的图形，包括了了摄影、插图和图案，有写实的、有抽象的、还有写意的。具体的写实手法应用在少儿的知识读物、通俗读物和某些文艺、科技读物的封面设计中较多。因为少年儿童和文化程度低的读者对于具体的形象更容易理解。而科技读物和一些建筑、生活用品之类一画册封面运用具象图片，就具备了科学性、准确性和感人的说明力。

有些科技、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书籍封面设计，有时很难用具体的形象去提炼表现，可以运用抽象的形式表现，使读者能够意会到其中的含义，得到精神感受。

在文学的封面上大量使用“写意”的手法，不只是象具象和抽象形式那样提炼原著内容的“写意”。而是似象非象的形式去表现。中国画中有写意的手法，着重于抓住形和神的表现，以简练的手法获得具有气韵的情调和感人的联想。有人把自然图案的变化方法也称为 “写意变化”，在简练的自然形式基础上，发挥想象力，追求形式美的表现。进行夸张、变化和组合。而运用写意手法作为封面的形象，会使封面的表现更具象征意义和艺术的趣味性。如《少年文艺》封面“少”字的大特写，好似飘扬的红领巾，给人一种联想，从构思到形式上都体现了《少年文艺》的个性。而变形的儿童读物封面，更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从中能找到童话、神话和寓言故事中自己的知心朋友。那些具有写意的中外古今图案，在体现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上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3.封面整体

封面其实并不只是正面，诚然，人们关心的主要是正面。但是出于审美的高要求，不应当将反面弃之不顾，再看书脊在书架上也同样发挥着广告和美观的作用。因此，封面的正反面和书脊都应纳入封面设计的范围。整个封面是书籍装帧大整体中的一个小整体，正反和书脊的相互关系有着统一的构思和表现，这种关系处理得成败，同样影响着书籍装帧设计的整体效果。

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种类型：

A.正反面设计完全相同。或大体设计相同，但文字有所变动，正面出现书名，反面采用拼音、外语，或极小的责任编辑、装帧设计人员名字。正反两面色彩、设汁有所变化。

B.以一张完整的设计画面分成封面、封底和书脊，分别装饰文字。

C.封底以封面缩小的画面，或小标志、图案与正面形成呼应。

D.书脊应该是封面设计的体现，尤其在厚厚的书籍上，表现尤为如此，而不应满足于排列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通过与正面书名相同的字体，在狭长的面积内，安排好大小、疏密关系，有些运用几何的点、线、面和图形进行分割和与正反面形成呼应，并与之形成节奏变化。

E.书脊的设计可以独居一面，可以用文字压在跨面的设计上。在精装的书籍上，常常还有护封，既能起一种保护作用，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是一种小型广告。护封设计纸张、印刷精彩，表现力丰富。有护封的封面可以简洁些，达到变化的效果，同时又因为封面运用了亚麻布、漆布、皮革等装帧材料和印刷工艺的制约，故采用简洁的表现式。护封的勒口也需精心设计，成为封面整体的一部分，并可利用其刊登内容提要、作者介绍、出版信息，丛书目录等。护封分全护封和半护封，半护封的高度只占封面的一半，包在封面的腰部，故称为腰带，用来刊登书籍广告和有关书的一些补充各项，也起着装饰作用。

二、版面设计

所谓版面设计，就是指在一定的新闻出版物幅面内，确定版面各要素的合理布局，即确定版心的尺寸及其在版面上所占的空间位置、文字的编排形式、文字的字体字号、文字的行间距、图片与表格的位置及排版形式、版面装饰物的使用等，使新闻出版物的版面具有美感并有独特的风格。

在书籍的目录或前言的前面设有扉页。扉页包括扩页、空白页、像页、卷首插页或丛书名、正扉页（书额）、版权页、赠献题词或感谢、空白页等。太多的扉页显得喧宾夺主，因此它的数量不能机械地规定，必须根据书的特点和装帧的需要而定。目前国内外的书籍，往往比较简练，多采用护页、正扉页而直接直进入目录或前言，而版权页的安排则根据具体情况而正。

正扉页上印有书名、作者名、出版者名和简练的图案。由于人们的阅读习惯。正扉页的方向总是和封面一致。当我们打开封面、翻过环衬和空白页；文字就出现在右边版心的中间或右上方。除此也有利用左右两面作为正扉页的设汁，称为两扉页。扉页上的字体不宜太大，主要采用美术字与封面的字体保持一致。扉页的设汁非常简练，并留出大量空白，好似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块放松的空间。

无论打开正反面封面，总有一张连接封面和内页的版面，叫做环衬，目的在于封面和内心的牢固不脱离。精装书的环衬设计也很讲究，采用抽象的肌理效果、插图、图案，也有用照片表现，其风格内容与书装整体保持一致。但色彩相对于封面要有所变化。一般需要淡雅些，图形的对比相对弱一些，有些可以运用四方连续纹样装饰，产生统觉效果，在视觉上产生由封面到内心的过渡。

版面设计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形式最好地表现版面内容，另一方面是为了建立版面的风格。一般而言，不同的新闻出版物的版面风格都应有所不同。但同一种新闻出版物的总体风格应保持一致。

怎样利用版面设计的手段达到设计版面的风格目标呢？一般认为有如下几种方法：

1.从字体、字号上来体现。如有的版面不用黑体字以保持淡雅的风格，有的版面则大量采用新型字体以体现其新颖、活泼的风格；

2.从正文行距行宽来体现。如有的版面加大行距以使版面明朗悦目，有的版面行宽很长使版面庄重典雅；

3.从图片、表格的形式上来体现。图片表格的大小、形状、数量的多少以及位置的安排都能给版面带来不同的特色；

4.从版面装饰来体现。版面装饰主要指花边、花线、题花、网底、加框等装饰性符号。版面装饰符号如何安排也是体现版面风格的重要手段；

5.从版面空间来体现。有的版面空白多，以体现明朗清秀的风格；有的版面空白少，以容纳更多的信息量。

应该说，版面设计工作是一项具有较强的创造性的工作。版面设计人员起码应具备以下素质：

1.应了解新闻出版工作的各环节，懂得整个编辑排版流程；

2.有较强的新闻理论业务知识，有敏感的“新闻鼻”，也就是说要“识货”，知道那些新闻是最重要的，能基本判断稿件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大小；

3.应熟悉一些印刷知识并掌握排版和制版的知识。就现代报纸版面设计人员而言，应掌握激光照排技术；

4.应熟悉本社激光照排系统中字体、字号、版面装饰符号的种类并能熟练应用之；

5.应了解各种制版方法对原稿的要求；

6.有一定的美术知识修养；

7.此外，还应该研究版面的构图、版面的结构模式、版面的风格、版面的阅读适应性以及版面的美化等，使版面设计给人以美感并有利于阅读。

三、插图

插图是一种绘画，但是不同于一般独立欣赏性的绘画，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具有必要的从属性。插图必须具备一定的绘画条件，不依靠文字。也能从它的形象本身．表现一定的主题，同时又必须服从原著，成为辅助者，这就是插图的含义。

插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艺性的插图。画者通过选择书中有意义的人物、场景和情节，用绘画形象表现出来，可以增加读者阅读书籍的兴趣，使可读性和可视性结合起来· 加深对原著的理解，同时又得到不同程度的美的享受。另一类是科技及史地书籍．这类插图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知识内容，以达到文字难以表达的作用。它的形象语言应力求准确、实际，并能说明问题。一个苹果的照片能帮助我们看到非常客观的形状、颜色、结构和质感。一粒种子的说明图，不仅能再现它的形状、结构，而且能把它在土壤中发芽的过程体现出来。

文学插图可以说是文艺性插图的典型．包括了题头、尾饰、单页插图和文间插图。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水墨画、白描、油画、素描、版画（木刻、石版画、铜版画、丝网画），水粉、水彩、漫画等等。有写实的．也有装饰性的。插图创作的第一步，在于对原著的理解。不但要了解具体内容和要求，了解原作的主题精神，还要通过深入阅读原著，搞清原著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是古典文学还是儿童文学？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童话、寓言、笑话？原著风格是粗犷豪放、细腻严谨，还是热情活泼、纯朴深沉？原著中所描写的历史时代、人物形象、服饰道具、日常习俗、建筑环境等。并且通过视觉形象资料加深理解，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美术是视觉的艺术，没有文学中所描写的生活体验，很难在画面上体现文学内容。只有查阅有关资料，如其民族、时代相近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品．以及各种文物资料进行分析，将各种感受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找出规律，以此为依据，按原著要求确定作品的基调，贯串于全部画幅中。这样书中的形象、资料中的形象、加上自己的想象，做到心中有底，才能表现深入，而不至于概念，同时也是一种个人的积累不断提高的方法，为以后的创作打好基础有了这一步，则要对原著进行提炼，找到有戏可唱的情节内容。文学原著的篇幅很长，插图又不是连环画式的以图为主、一本书只安排几幅插图，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一幅插图抓住一段文字的情节内容的主题，将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字内容，并适合于绘画表现的情节表现出来。这种插图不是停留在看文识图上，而要经过再创作，使其具有艺术个性的感染力．同时也要深入具体、刻划入微，让读者从中既能得到艺术的享受。又能感觉到具体的生活形象。陈老莲的《窥简》一图，择取营驾躲在屏风一端看信，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红娘偷偷从屏风另一端察看，她那手指点在唇边，轻是机灵的神态，活现出少女聪敏活泼的形象。画面处理极为简洁，以一扇精彩的屏风展现了闺房的环境，上面的花鸟画，无论是飞翔交朴的蝴蝶，还是切切私语的鸟儿，都巧妙着营营的美好愿望。极为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正因为一张插图要表现众多的文字内容，有的插图采用了将不同时间、地点纳入一幅画的方法；写实性的插图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装饰性的插图不受透视、比例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更多地根据立意组织在画面之中，中国的传统绘画和民间绘画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插图的形式表现丰富，同样按写实和装饰两大类来分，各个国家的插图都有自己风格，即使同一国家、同一类文学作品，也会因为各个插图家的艺术修养、对原著的理解不同，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画面形式来表现。而作为一个插图画家，面对着不同内容题材的书籍，要认真研究思索，找到恰当的手法去表现，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去对待。黄永玉的插图《阿诗玛》不仅集中而真实地表现了主人翁的欢乐与幸福，劳动与英勇，困难与遭遇，而且对诗的节奏、情绪和风格的表达，也有着周密的匠心经营。整套插图富有韵律感的构图、流畅的线条、朴素淡雅的色彩、变化丰富的刀法和装饰味。但他为《叶圣陶童话选》、《冯雪峰寓言》作的插图，根据原著不同风格，又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在《叶圣陶童话选》的插图中，出于画家对童话的理解和儿童欣赏要求的熟悉，更加发挥艺术的夸张和想象，满足儿童对新奇、强烈、稚气和拟人化的兴趣。一个个充满人格化的动物生动活泼地出现在小读者的眼前。

一本书的插图，不会仅仅一张，因此插图与插图之间也是一个整体的关系问题。作为文章开幕用的题头、闭幕用的尾饰和文本中间的插图，要处理好与字和空间的关系。整套的插图在构思时就要有个整体设计安排，封面、环衬、扉页到尾声上的插图，以及装饰图案，要贯穿在书籍的主题中，并在书籍装帧这组“建筑”中达到和谐完美，让读者在游览过程中得到充分的精神享受。

书籍装帧要怎样设计版页和排版？

删繁就简

这四个字对封面设计的构图来说，尤为重要。封面设计最忌画蛇添足。封面构图的艺术语言越简炼越好，一句话能说明白的就不要说两句，两句话能说明白的就没有必要说上三句，“妙语者不必多言”。如果一幅封面的构图能做到一笔不多，一笔不少，准确地表达精湛的艺术语言，是装帧家们的不懈追求。比如，有些封面应是成功之作，但失于繁琐，结果平平。就像有些电影镜头，本来在情节中通过人物的动势、景物的衬托、音响的效果已使观众明情达意，但偏偏要加上许多对白、旁白。有的封而构图为表现主题，用笔面面俱到，老怕画不明白．就越想多画，结果画得越多，越画不明白，成了恶性循环，弄得人们眼花缭乱而看不出优劣，最后必然适得其反。封而构图的艺术语言应当言简意赅：

“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一滴水见大干世界”。有的演员演戏，在一个感伤的情节中虽无

一言，但掉下一滴眼泪就能传情给观众使之感受到她要述说的苦衷，“此时一泪胜千古”。一幅封而构图的艺术浯言，也要像一滴眼泪那样，“言有尽而意无穷”。封面设计的构图要“先做加法，后做减法”。最后落笔应当简约、鲜明、准确、生动。删繁就简是就艺术规律而言，决不是乱砍乱伐，否则会使构图空之无物．单调无趣。

计白当黑

中国画的构图很讲究“计白当黑”“宁空勿实”、“疏能走马，密不透风”。古人的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研究封面的构图来说，非常有益。封面设计的构图基本上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实体形象和空白部分。空白是封面构图中不可缺少的，就像繁杂的建筑群中间要有一块广场、草坪一样。

凡是成功的封面构图，除了其它因素之外，无不在疏密、虚实上下功夫，“知白守黑，得其玄妙”也。在封面构图中要善于利224

以调解统一，这种矛盾运动的形式所产生的节奏和韵律，能使封

面的构图充满着音乐性和抒情性，令人遐想飘然，正如德国大文学家歌德所说：“韵律好像魔术，有点迷人．甚至能使我们坚信不疑，美丽属于韵律。”

象外之象

封面构图的表现力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它能否超越自身，能否创造广阔、深邃的艺术境界，意在画外，撩动读者的想象之弦，使之余音袅袅。封面艺术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时恰恰要到形式语言的外面去寻找，这种笔不到意到的艺术效果所体现出来的特有意境，能打破封而构图的有限空间．使人感到咫尺千里、意象无穷的艺术境界；无形中似有形，无色中似有色，无声中似有声。美国作家海明威把文学创作比作飘浮在海洋上的冰山，认为用文字直接写出的部分仅仅是露在水面上的1／8，而将隐藏在水下冰山的7／8留给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力去探测、去挖掘、去理解、去回味、去补充。“冰山之喻”能启迪作者如何去冲破图解的模式、因袭的成规、偏狭的思路，去开拓与深化封面构图的艺术容量。

采用象征、寓意、比喻、隐喻等艺术手法都能使封面设计的构图超越自身，象外之象，画外之意，尽而有之。

字体布局

封面构图与其它造型艺术形式的一个特殊区别，就是必须包含文字，其书名、作者名、社名都要有合理的布局。我国古代绘画，注重诗、书、画三位一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中国画构图的题诗、落款的章法和布局，对我们今天研究封面设计的构图，是尤为难得的典范。书籍封面的构图，同中国画的构图形式，在图与字的关系上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由于图与字的完美组合相得益彰。一幅封面的构图，离开了文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为任何封面都是靠文字和图象的有机结合来表现主题的，而书名又是对内容的高度概括。有的封面构图虽然没有图象，但借助书名等字体选择安排巧妙，同样能体现书籍的性质与特性．并富有美感。一幅完美的封面构图，文字与图象总是互为作用、和谐一致、情真意切、准确无误，使文字在构图中的位置达到只有此地绝无二处的境地，令人移动不得。同时要根据书籍的内容与构图的需要来选择字体，无论是美术字或书法字，都须与封面构图的格调一致，恰如其分。

色彩

绘画中的色彩，主张色相、色度、明暗、冷暖、面积等颜色的对比、调和与变化。绘画色彩的方法论，对封而设计的色彩来说，是非常适用的。但是，封面设计是装饰性的艺术，这种艺术形式的本身，决定了它的色彩的装饰性。即使使用绘画性的色彩手段，也必须进入装饰。

封面设计的色彩，是体现书籍主题、表达情感、创造意境、激发读者审美联想的重要因素。封而艺术的情感，不能只靠形象来体现，还要有色彩的协奏，才能组成一曲优美的旋律，形成一首和谐的曲调。所以，研究与探讨封面色彩的目的，就是要使其与立意、构图协调一致的去创造感人的艺术形象。

封面艺术的审美价值，除了种种美学因素之外，色彩的视觉刺激和情感诱发，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一块绿色就能激起人们对春天的向往，而蓝色又能把人们带人天空与大海的境界。色彩的情感表现所具有的这种主观体验形式和外在表现形式，正是客观对人们自身关系的主观反映。

一个封而作者，应当热爱色彩，只有热爱色彩，才能明了色彩的美感和内涵。每个人都可以利用颜色，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领略色彩的真谛。只有对色彩痴情的人，才有可能揭示它的奥妙，才能扩大色彩的思想和艺术视野，才能突破以单纯再现对象为色彩手段的色彩观念。

封面色彩要表达书籍的性质与特征。

封面色彩也要激发读者情感的波澜。

符合性

封面的色彩必须符合书籍的特性，“随类赋彩”，即什么种类的书籍赋于什么样的色彩，是封面色彩艺术的基本规律。封面色彩具有从属性质，它除了受到书籍内容的制约外，还受到立意、构图、形象等形式因素的制约。一般的讲，理论书籍封面的色彩要庄重而不呆板，小说书籍封面的色彩要含蓄而不晦涩，儿童读物封面的色彩要活泼而不轻佻，青年读物封面的色彩要明快而不飘浮等等。书籍的种类和性质决定了封面色彩语言的个性。色彩如果没有个性．不但易于造成封面设计内容的混乱，而且也会给读者带来“不解之谜”。书籍封面的色彩好比人们的衣着，男人的、女人的、老人的、孩童的，都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服装色彩角度。所以，封面设计的色彩，既要符合其书，与书籍整体的风貌和格调一致，又不乏发挥封面作者的独创性。

装饰性

封面设计的色彩，主要是装饰性的．而不是绘画性的，即使运用绘画性的色彩手段，也不能离开装饰性的需要。

装饰性的色彩方法，是注重色彩的色相和色值两个方而的对比及整体色彩的调和．既讲浓、艳、重，也讲淡、雅、轻。利用颜色的相互作用创造出色彩的格调，格调高雅，就能使人心旷神怡。

装饰性的色彩特征，是简炼、概括、含蓄、夸张。它既不是自然的再现，也不是随意的涂抹。而是通过色彩的个性变化，创造出富有魅力的结构形态，给读者以视觉上的层次美感。

筒约性

在人类现代生活中，非常讲究高效率、高速度、快节奏，这不能不使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变化。就建筑而言，过去那种繁彩镂金的建筑形式已被经济、实用、简约、明快的现代建筑所代替。充满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商标广告设汁，有些色彩繁琐得令人眼花缭乱，信息传递速度受到直接影响。而精湛的商标广告色彩总是使人一目了然，加快了信息传递的节奏。由此可见，封面设计的色彩必须紧随时代的大潮．以最简约、凝炼的色彩结构达到最美的色彩效果，“惜墨如金”，使其一色多能，一色多用，用之不尽，变之无穷。

象征性

封面色彩采用象征手法，也是一绝，它能启迪读者的艺术想象。就色相来说，红色象征着炽热的激情，黄色象征着明亮和光辉，蓝色象征着天空和海洋，绿色象征着春天等等。但是，这种象征只能是相对的，我们不能机械地把每一种颜色都打上一个象征的印章，实际上也无此必要。我们探讨的不是单色象征，而是最终要体现在能否娴熟地、创造性地进行色彩构成。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还要善于把生活感受、书籍内容、艺术技巧溶为一炉，使色彩所表现的书籍主题升华，从而形成美的色彩旋律．开拓新的色彩意境。

封面设计的色彩，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要求作者只能在一个32开张的固定空间里作颜色的选择，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形色统一”。这种在从属性中去发挥创造性的色彩规律，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封面作者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去使用它、创造它。

综上所述，封面设计的艺术技巧主要为立意、构图、色彩三大要素。三部分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机械地、单一地去理解，应当看到它们的内在联系。立意、构图、色彩在封面设计中的体现，是互相穿插、互相交替、互相影响、互为作用的，应浑然一体，溶为一炉。全面地掌握封面设计的形式法则，对于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提高鉴赏能力和设计水平是有帮助的，但不能把它作为生搬硬套的公式，“文有法，而无定法”，“有法之极，归之无法”，只有领略了法的真谛，才能驾驭它、改造它，才能不受法则的束缚，才能有敢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

探讨封面设计的艺术规律，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今时代的书籍装帧艺术，已超越了自身，它融艺术、科技、经济、文化等多学科为一体，已不再是对书籍内容的简单重复和摹拟，而是在设计中最大限度地取得主动权，发挥独创性，进而去进行新的开拓与尝试，以便在艺术观念更新的今天，赶上前进的步伐。

同时也应看到，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使得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色彩、多样性及不断更新，这不能不对我们今天的封面设计产生强烈的影响，不能不使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思考：即用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新的工艺、新的材料，进行新的尝试。任何一种艺术流派的诞生．都有一个探索期、成熟期、衰亡期的过程，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封面作者在这个时代的大潮中．只有更新装帧意识，才能在装帧形式和设计方法上突破成规，解脱“画性难移”之苦。才能创作出别具异彩的封面作品来，为书籍添彩生辉。

古代图书的装帧形制的演变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二、辽金时代北京的书籍装帧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

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

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三、元代北京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四、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

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五、清代北京的书籍装帧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我曾看到过一本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古籍常识：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包括哪些内容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书籍装帧中蝴蝶装的详细资料

蝴蝶镶：蝴蝶镶在现存古籍中，只能算一种特殊的装订印刷形式，不知它出现的具体年代，也讲不清它的消亡时间，而清代内府刻书中这种形式也确实存在。笔者近期整理内府刻书时发现几部，如：清乾隆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平定两金川方略二十六卷图说一卷》，嘉庆年间武英殿刊刻的《钦定大清会典》，道光十六年国子监刊刻的《钦定国子监志》，其装帧及版刻形式未见前人提及，也未见有关书目文献记载。

在一般的古籍插图版画中，卷轴装、经折装常见形式为卷首扉画及图文相间的插图版画，蝴蝶装比较适合整页的版画，包背装、线装的插图版画，则多为上图下文、上文下图、左图右文、前图后文、后图前文，以及两面相连等图文形式。如《御制避暑山庄诗图》《圆明园四十景诗》等，多为整版折页版画，这种装帧形式不利于翻阅，容易损坏。而《大清会典图》等书的插图版画，则由四个半页或八个半页整版雕刻，整纸印刷，左右两个半页为文字，中间两个半页为一整幅版画，每版中有两个书口、两个页码，中间版画打开后与蝴蝶装类似，但中间折缝处不粘于书脊，左右两个半页版框外装订纸加长并回折。因书脊装订处为二层纸，故折回后左右两半页框外装订印分四层纸，装订成册后薄厚均匀，有如古籍金镶玉做法。这种装帧和版刻形式在线装书籍中非常罕见，有专家称其为“蝴蝶镶”，当由蝴蝶装改进而成。至于在蝴蝶装基础上改进而成的“蝴蝶镶”，是否为清代内府首创？目前还很难断言。但这种装帧形式相当科学，对于古籍的翻阅和保护都非常有利，无疑属于古籍装帧艺术史上的一项新发明。不过，由于它要求整块雕板，整纸印刷，装订又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未能普及，在存世的古籍中非常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