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演变阅读理解文章主要介绍了图书载体（书籍的演变文章主要介绍了图书载体什么和什么）

短文主要介绍了图书载体什么和什么它们的区别在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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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演变

书籍与字体的设计风格演变，是图像装饰的一个范畴，大体上可以把 19 世纪 50 年代作为一个分界点，之前的部分是古典时期，之后的则是现代时期。事实上，早期的图像装饰也几乎只能运用于书籍，当时还没有流行起来海报、传单等其他类型的图像装饰载体。

在远古时期的埃及、苏美尔和希腊，都曾有过一些与图像装饰有关的作品，比如印于纸张上的图文混排文献，以及篆刻在石碑、墙体上的纪念图像的解说文字，但是这些装饰在实践中并没有体系性地保存下来，充其量作为一种“渊源”，而严格的谱系角度来看，现代图像装饰整体上起源于意大利半岛。

在帝国时期，意大利半岛的文明进程发展得极为迅速，许多纪念性建筑因为帝国体制的喜好而建立，相应的也催生了字体设计的需求——纪念碑等物体应该有解说文字，这些文字的外形看起来，应该呈现帝国式的宏伟庄严

于是，称作“帝国体”( Imperial Capitals )的拉丁字体诞生，这也是字体和排版设计的开端：“帝国体”的每一个字母和单词，都是作为一个个独立让而完整的单元，进行的形式设计，因而笔画内部的疏密关系、字母之间的距离等，都有非常精妙的安排。一篇文章或碑文，首先就在视觉上打动观看者，带给人以疏密均匀、整齐的感觉，配合以认真推敲的其他细节改动，总体形成比较和谐的、耐看的印象，大大提升文字的阅读性。

进入中世纪后，帝国体制瓦解，意大利半岛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埃及的关联，这就使书写材料面临匮乏——长久以来，与埃及商贸带来了供给可观的莎草纸，在混乱局势下这种关系却无法继续了。另一方面，基督教此时从意大利半岛外溢，向欧洲内陆地区传教，这里的潮湿气候也不适合莎草纸这种脆弱的书写基质，于是羊皮卷书本应运而生。

羊皮卷书本的内容主要是阐释宗教义理，而基督教的美学倾向一开始就是符号学的，这迥异于罗马希腊的写实风格。于是这些手抄本，就延着新的美学原则进行布局。从图像装饰艺术的角度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更好的方向，因为图像装饰本身就不同于绘画，它的目的并非客观呈现事实，而是以符合视觉舒适度的规律“布置”一些元素，以辅助理解信息。基督教的符号美学，客观上契合了装饰图像的发展需求。

不过在具体的书写上，教士们面临着一些困境，首先就是羊皮纸太过于昂贵。这直接导致意大利半岛传统上的那种松散布局无法继续，图文排版需要更加紧凑。其次是手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帝国体”那种一字一顿的书写虽然庄严好看，但是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成本过高，因此基于意大利半岛“草书体”( Roman Cursive )的一种新字体产生，名为“安设尔体”( Uncial )。“安设尔”是彼时意大利半岛通行的一种计量单位，这种字体的大小刚好适应一个“安设尔”的单位，固有此称。“安设尔体”极大提升了书写速度，尽管在阅读上不如“帝国体”便捷。

意大利半岛之外的区域，可以分为欧洲内陆、不列颠岛两个部分。欧洲内陆彼时还文化落后，并没有太多的书写需求，不需要为正规出版有过多的考量，因此很自然地沿用了便于书写的意大利半岛“草书体”，并在随后把该字体发展成诸多“哥特体”( Gothic )。不列颠群岛则采用了“安设尔体”，但在书写规则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比如大写句子的首字母，并加以红色墨点环绕的装饰。事实上，不列颠人有非常成熟的一套美学传统，这与德鲁伊教有关，他们会在书籍边缘、插图边缘进行华丽而宽阔的装饰，运用大量平面化的图案——某种程度上，它“超前”于此时还在从写实风格转型的意大利半岛，不列颠人的书籍每一页都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很容易辨识。

9 世纪时，意大利半岛是民间采用“帝国体”或，教会采用“安设尔体”；内陆地区采用各种“哥特体”；不列颠地区则采用具有当地书写规则的“安设尔体”。三个地区各自发展的文化，此时因为查理曼的王国而糅合到一起，彼此影响许多。最重要的影响，源于由查理曼安排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他以曾经意大利半岛的帝国为榜样，招揽欧洲各地的学者们前来，恢复并兴办一批学校和图书馆，组织专门人员收集和抄写基督教书籍，并希望在此过程中统一手抄本的版面标准、字体标准、装饰标准等。

“约克的阿尔昆”成为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阿尔昆来自不列颠，应查理曼之邀在欧洲大陆协助兴办文化，负责基督教手抄本书写的规则制定。他的最终方案明显有不列颠的文化痕迹：确立以大写字母作为句子开头、以句点作为句末标志的惯例，并对字体进行优化，形成整齐秀丽、简单易学的“加罗林体”( Caroline Minuscule ) 为规范。从书写规则上说，它的确影响了之后所有的拉丁字母地区。

与意大利半岛日趋和平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不列颠岛此时却面临着毁灭性的文化打击——来自北欧的维京海盗团伙流窜、攻占了许多区域，引发战火，许多精美的书籍在此过程中被毁。如今残存的仅有《The Book of Durrow》、《The Lindisfarne Gospels》、《The Book of Kells》等书，不列颠当年的装饰华丽程度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在这个阶段发展出另一套独特的风格，因为早在 7 世纪就被阿拉伯人占领，西班牙并没有受到欧洲内陆的“统一化”影响，反而吸纳了许多西亚的装饰传统，即便在基督教经文书籍中也呈现这样的特色。比较重要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这个时期作品包括是公元 8 世纪由教士比修斯抄写的《The Commentary of Beatus of the Apocalypse of Saint John The Divine》。

在公元 11 世纪左右，欧洲内陆的混乱局势再度平稳，但总体上仍然落后，这主要是封建主林立、征战不休的结果，他们之间的争执难以缓和、阶层固化日趋严重。这种背景下，“十字军东征”应运而生，它可以综合性地满足欧洲内陆面临的诸多困境，给贫瘠的人带来幻想中的耶路撒冷财富，使征战不休的封建主们趁队友战死而兼并其领土的机遇，使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有建功立业的可能。

十字军时期的欧洲内陆图像，特征是非常简略——线描插图取代写实插图，人物背景的精细绘画图案被金黄色平面取代，图像需要时而变形以适应文字段落等。之所以会如此简略、粗糙，是因为此时的文本、图像都是征战宣传材料，要批量制作与发放，如果细致制造会增加许多成本，且不能够完成供给。以人物都是金黄色背景为例，是它既能够表现宗教的华贵感，又能以平铺的方式填充大块背景，是一种省时省力的选择。

从艺术角度而言，这一转变虽然有特色，但有一些历史性的遗憾。以往的书籍排版上，图像一直是超过文字分量的，文字排版是以阐释图像为目的，而十字军时期的征战材料则改变了这一传统，图像需要为文字让步，从此以后图像的表达地位就大大下降，手抄本更多追求文字传达的功能。

十字军运动清洗了欧洲内陆的大批小封建主，从而使贸易、生产活动开始展开，民众的识字率也逐步上升，插图绘画等艺术创作也趋于精致。在公元 12-14 世纪，仅有意大利半岛还保持着“帝国体”，欧洲内陆的“哥特体”成为欧洲的通用字体。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是《The Douce Apocalypse》，版式统一、书写工整、每一页顶部都有插图，综合体现了繁荣的“哥特样式”。

而此时的不列颠，从 11 世纪开始就处在长期和平状态，在美学样式的发展上，比起欧洲大陆只多不少。字体上虽然随大流，采用的也是“哥特体”，但是其他方面的装饰确非常典型地体现中世纪初期的、缤纷华丽的风格。《The Ormesby Psalter》一书，是这一时期的最杰出代表。

14 世纪末到 15 世纪初，出版物的专门生产开始起步，图像装饰的主体虽然主要是书籍，也开始运用于年历、年鉴等物品。这一创举归功于地底地区的林堡兄弟，他们开设了手抄本作坊，设计、抄写和编排各种宗教出版物，设计插图精美的年历，且绘制得非常有趣，反映许多思想性的、社会性的内容，是极为难得的珍品。

即便如此，在当时的生产力下，一本 200 页的手抄本需要 4-5 个月才能完成，耗时久自然使价格高昂，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1424 年，不列颠的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仅有手抄本 120 册，欧洲最大的藏书家藏书数量最多不过 20 来本，书籍生产状况可见一斑。一些商人设立出版作坊后，也尝试了流水线的方法生产书籍，但是由于手抄方式有技术上不可逾越的界限，产量仍然非常低。

15 世纪初，发生了两起改变欧洲面貌的大事——首先是拜占庭的覆灭，使得许多掌握了西亚、拜占庭工艺的人们逃离到欧洲各处，带来了先进的造纸工艺；其次是印刷机的发明，德意志工匠家庭出身的约翰·古腾堡历经十余年的探索，终于研制出金属活字印刷机、油性墨水，并使这项发明迅速在欧洲普及开来。在本世纪末，欧洲已经有 142 个城市建立起印刷厂，总共出版了 35000 多种书，印刷总量达到九百万，半个世纪的惊人进步可以完全归因于古腾堡。

来自拜占庭的思想还引起了文艺复兴的风尚，印刷术的发明使欧洲的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也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希望有更多的生产力探索。对图书的需求日渐高涨，这当然促进了书籍出版的发展——大量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利用插图标明动物、植物的形状和特征，绘画透视技术也在此时被发明，它进一步使图像产生逼真的效果，扩大了读者想象的空间和视野。同时期的地理大发现，让宗教书籍的需求量大大增强，尤其在插图方面尤有进步。这主要是因为西非、美洲的土著居民看不懂欧洲文字，因此教会再度重视插图，以方便宣传教义。总体来看，图像的地位在 15 世纪得到一些提升。

文章主要介绍了图书载体什么和什么它们的区别在于什么

载体就是承载图书内容的物体。这个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纸张可以是载体，我们从小到大的课本和课外书大多数都是纸质图书。

平板以及电子墨水屏可以作为图书的载体，因为内置的储存装置可以存下海量的图书。

光盘和U盘也可以作为图书的载体，这些东西都可以存储海量的图书。

中国古代图书的载体形式经历了怎样变迁

隋唐五代印刷 隋唐五代历三百七十九年(公元581-960)，是雕版印刷的早期阶段。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来看，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一些读物、日常和宗教用品，如佛经、佛像、历书、语言文字工具书以及票据等。除了纯文字的读物外，还有图文并茂的插图本。这些印刷品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大需求量。 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代十国(10世纪)印刷，出现了新的突破。由政府刊刻的儒家《九经》是印刷业的一个创举。因为印刷的范围从此大大拓宽，更进一步被用于刊印圣贤之书。雕版印刷的普及，更为两宋的印刷黄金时代奠下了基础。 宋元印刷 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北宋时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元朝时王祯完善活字印刷，制造了转轮贮字盘，加快了捡字速度。除了有单色印刷外，更有复色印刷，在印刷品装订与装帧方面也有新的突破。 宋朝印刷品内容扩及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所有领域，举凡文史、哲学、地理、诗文、小说、戏剧、星象及音乐之类的刊本，应有尽有。特别是出版了更多的科技和医学著作。除了书籍和版画的印刷以外、还有纸币的印刷和发行。 宋元以来出版中心散及全国四面八方，印刷用纸质量和品种超过以往历代，形成官刻、坊刻及私刻的印刷网络。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和进步，使这一时期的印刷品趋于完美，成为后世典范，为明清两代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辽代印刷(公元907-1125年)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于公元十世纪达到鼎 盛。他们重视佛教，大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 量印刷佛经外，也印刷儒家经典、各类史书、 诗集及各种工具书。 辽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燕京(北京)、范阳 (涿洲)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当时的燕 京，已有多间民间作坊，说明当时北京的印刷 已经十分兴盛。辽代的大型印刷品为《契丹藏》 (《辽藏》)卷轴装，约五千余卷。 在山西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印刷敷彩 佛画，为印刷黑白底纹后，再用手工涂彩而成。 金代印刷(公元1115-1234年)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金世祖完颜旻称帝，正式成立大金国，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灭辽，天会四年占领开封，形成南宋和金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并且设北京为中都，成为当时的政冶中心。 金代对印刷十分重视，设国子监，主管书籍的印刷。据载，金国子监所印的书有六经、《十七史》等书三十余种。 金民间印刷业，遍及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北方广泛地区，尤以平阳一带最为兴盛。 平阳(今山西临汾)及其附近分布了较多的印刷作坊，数量及质量可与建阳相比。黑水城出土的《四美人图》即来自平阳著名印刷作坊姬家。平阳民间印刷的《金藏》，工程巨大，历三十多年才刻印完成，现存约四千多卷。这证明当时平阳一带集中了一批精良的刻版工匠。 《大藏经》 女真族与汉族、契丹族一样信奉佛教，各地寺院藏有印本佛经图，有的寺院自行筹资印经。最著名的是公元1148至1173年在河东天宁寺(今山西运城西南)所刻印的金版《大藏经》，收佛典6900余卷，作卷轴装。公元1933年此金版藏经于山西赵城广胜寺被发现，又称《赵城藏》。 西夏印刷(公元1032-1227年) 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居今宁夏一带。他们信奉佛教，除使用自己的文字外，也使用汉字。 西夏建国以后，开始刻印书藉，而且印量很大。政府机构中，设有纸工院和刻印司等，可见西夏政府很重视印刷。 西夏印刷品中佛经数量最大，非宗教著作中有字书、儒家典藉、历史书、政治书、兵书和历书等，有西夏文，也有汉文。既有木刻本，还有十二至十三世纪的木活字本和泥活字本，如1991年宁夏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和198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 明清印刷 明清两代的印刷，不但在数量、题材及产地分布上超过前代，而且印刷品的艺术性也非前代可比，在技术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明清期间的木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插图本着作骤增，由于多色套印的发展，使整幅美术作品能用印刷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上的泥活字和金属活字得到全面复兴，出现了用木活字和铜活字大规模印刷的高潮。 明清时形成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方形标准印刷字体，是印刷术进步的标志。书籍装订方面，包背装和线装成为主流。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像明清时那样出版题材广泛的通俗读物，尢其是插图本戏曲、小说、画册。此外，经史子集、释道、科学技术、地方志、谱牒、丛书、类书、西洋著作及各种用少数民族文字 编成的作品，甚至天主教读物，都无所不包地出版。 附： 西式印刷东渐 清代末年，西方印刷技术和设备输入中国，遂渐取代雕版技艺。一些图像著作都改用石印。但木刻雕版的技艺依然延续到现在。 从一些清代宫廷刻印的版画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印刷技艺已受到西方技法和内容的影响。 印刷术在西方 十五世纪后期及十六世纪早期，印刷术的传播对西方的思想和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它激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而这两个运动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印刷术的发展。西方学者曾指出，"西方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每一项成就、都以不同的方式与印刷术的引进和发展有联系。"首先，印刷术能使书籍广泛发行，这意味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从而为发展新学问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印刷术促进了欧洲民族文学的发展，从而促进民族主义兴起。由于当时的书籍多以不同的欧洲民族语言出版，不同民族的语言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发音等可透过印刷品得以固定，这不单促进通俗文学的发展，还促使欧洲各国民族意识的确认。 宗教改革与印刷 欧洲印刷术的发展与宗教改革有密切的联系。1517年马丁．路德发出宗教改革声明之前，一定数量的通俗版圣经己经出版。宗教改革其中一个导火线是要反抗教会滥用职权，特别是出卖"赎罪卷"以获利。另一方面，印刷术也使宗教改革的思想能以小册子和传单等印刷形式而广泛流行。 所以，欧洲宗教改革者 马丁．路德在提到印刷时认为"它是上帝无上而终极的恩典，使福音得以传播"。 .